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将引领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实践中将遭遇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博弈，管理主义逻辑盛行、“五唯”难以破除、教师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失衡、学生功利取向和学术取向失衡以及内卷化导致创新资源耗损都是博弈的表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要完成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就需要建立中国大学管理模式，建立并实现人文主义管理的主导以及大学德治与法治、学术权利与责任和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挑战人类主体地位、威胁社会秩序，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技术伦理的规范作用，企图通过“科技向善”的伦理和技术手段来应对这种挑战和威胁。“科技向善”作为“人文+技术”思维方式的产物，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的影响，因而在理论和现实上容易陷入同样的空想。为确保人工智能伦理的实践价值，应该在“科技向善”中引用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方法，即“价值引领+技术占有+驾驭资本”的整体性批判和建构，使“科技向善”真正得以实现。

摘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延续了以哲学分析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阐释了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外化形式及其哲学意蕴。在探寻货币成为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二重性，阐述了商品、货币、劳动的矛盾运动关系，并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货币进行类本质异化、货币拜物教和文化社会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揭示了在商品经济中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生存与解放问题。对此，在探寻货币逻辑运演的基础上，厘清货币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互塑关系，扬弃货币化社会价值观念，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货币和货币权力体系变革，才能深化货币在现代社会图景的价值。

摘要: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之后，表面上看起来受益于数字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但是数字技术的进步是把双刃剑，在其温和的外衣之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劳动时间去边界化”“闲暇时间劳动化”“劳动强度和监控程度加深”等新现象。数字资本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操控，将劳动主体扩大为整个社会人群，资本从而攫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论证，推动这一命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从历史逻辑角度看，葛兰西所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命题并不违背唯物史观，尽管他的立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从哲学倾向角度看，葛兰西这一命题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思维方法、思想前提与行动路径等方面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从现实实践角度看，葛兰西这一命题虽然存在既强调实践却又难以操作的局限性，但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一理论仍可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

摘要:网络空间主流意见领袖概念是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探索性运用。就概念及其功能而言，网络空间意见领袖与有机知识分子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当前，维护国家网络安全、防范网络舆情风险，必须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式的主流意见领袖，充分发挥其凝聚“集体意志”的文化领导作用。为此，一要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筑牢主流文化阵地；二要创新主流意见领袖培养机制，提升政治理论素养；三要优化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策略，改进宣传工作方法，巩固壮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摘要:数字资本的崛起，既可以通过“增量式”改革模式使公共文化得到重构和发展，也可以通过“搅局者”异质效应冲击公共文化的传统模式。在塑造新型“审美情趣”的同时，也使得公共空间充斥着所谓的“艺术精品”，最终导致公共文化异化。公共文化异化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数字力量、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利益发展出现分歧。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其中政府与数字资本两大博弈主体策略下的行为逻辑，统筹协调利益关系以防止公共文化异化，为促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及价值化发展提出对策，具体包括加大对数字资本融合主流文化监管力度、强化对主流文化价值控制及整合支持、提高对公共文化高净值化管理效益，为公共文化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交融的数字文明新未来之路。

摘要:如今人工智能已普遍应用于工作场合，员工对本职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程度的认知评价如何影响其态度与行为尚未得知。本文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视角探索了员工对于工作替代认知通过工作投入对其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主动性人格在工作替代认知与其工作投入之间的边界作用。结果表明，员工工作替代认知越高，其工作投入程度越低，员工的离职倾向增强，对具有高主动性人格员工而言，员工工作替代认知与工作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强。

摘要: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构建基于单片滑动均值算子的灰色斜率关联度模型，以昆山市作为参照标准，计算江苏省全部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多指标面板数据灰色斜率关联度，进而测算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关联程度，分析在波动冲击下江苏省县级财政收入增长不平衡的原因。研究发现，苏南、苏中、苏北区域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抗风险的能力依次递减，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不平衡、分化明显。单片滑动均值算子的灰色斜率关联度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苏南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与增值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灰色斜率关联程度高，各产业层面协同性较好，而苏中、苏北区域相对较弱。

摘要:黑名单范围是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东京公约》《保安手册》等国际立法，还是美、加等域外国家立法，抑或是国外航空公司内部规范，都没有直接明确规定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而是从“拒绝运输”（拒载）的角度对“潜在威胁的人”的强制措施作了相关规定。我国《刑法》《治安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以及《飞行安全保卫规则》都从维护公共安全角度对旅客不轨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法律效力层次和内容侧重点不同。《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和“385号文”是我国目前关于民航旅客黑名单最直接的法律规范，但二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应当从法治建设高度创新民航旅客黑名单制度，统一规范民航旅客黑名单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不文明行为不宜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应以危害民航安全作为民航旅客黑名单范围的标准，并以类型化方式对民航旅客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用航空法》”）的修改需要考虑对已被我国批准的《蒙特利尔公约》（以下简称“MC1999”）的吸收问题，通过转化的方式而不是规则移植的方式吸收MC1999是恰当的方法。《民用航空法》与MC1999具有共同的历史法源和制度亲和性，MC1999转化为《民用航空法》的相关制度，具有实践和理论准备，使其转化具备了可行性。MC1999的转化需衔接《民用航空法》的修订与现有法律体系，对MC1999的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消除中文作准文本错误，特别是消除因对华沙体系的误读而对MC1999理解产生的消极影响。未来修改后的《民用航空法》应当保障MC1999的强制适用；但对于不符合MC1999规定的国际航空运输，宜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同时，应当删除《民用航空法》第184条第1款关于条约优先适用的规定。在厘清国内与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差异与联系的基础上，可利用MC1999的转化适当改造国内与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双轨制，于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建立国际国内承运人的公平责任体系下的新的双轨制，促进航空业市场的公平与良性发展。

摘要:随着新一轮月球竞赛的兴起，地球静止轨道之上直至月球的地月空间的战略地位受到高度重视。以美国为代表的空间强国通过推出单边措施及发起“小圈子”多边合作的方式，分别从地月空间军事利用、私人实体对月球及天体资源商业开采、地月空间与月球活动秩序塑造等方面进行布局，对地月空间安全造成了威胁。以1967年《外空条约》和1979年《月球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条约虽适用于地月空间安全保障，但存在对外空和月球及天体和平利用规定的“双轨制”、对私人实体开采月球及天体资源规定不清晰以及对地月空间及月球活动秩序规定的缺失等问题。我国探月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未来发展角度看，我国应细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指导意义以适应地月空间安全保障的特殊性；修改《PPWT草案》，纳入地月空间安全保障内容，构建“硬法”与“软法”结合的综合性框架；此外，应在中、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基础上，推动制定多边地月空间及月球活动秩序保障规则。

摘要:民用航空器留置权作为航空器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航立法却对其采取回避态度。从民用航空器留置权的存在基础来看，该项权利法律确认与规范构造的理由，包括外部国际条约的履约义务、内部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以及实践需求的规制回应。从规范构造的视角而言，民用航空器留置权应当定性为特别民事留置权，债权人可以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合法占有债务人的民用航空器行使留置权，留置标的物可以为非债务人所有，但需要与债权存在相当的牵连关系。民用航空器留置权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将所有权人纳入程序当中，确保其知情权、处分权、代位清偿权得到实现，另一方面需要化解多项航空器权利的冲突，确立优先权、留置权、抵押权的实现顺位，从而为民用航空器留置权的相关权利人提供全面与完善的保护。

摘要:礼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和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礼文化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在当代仍具有重大价值，尤其是教育功能，对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创建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一功能在当前的高校教育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因此，破解高校传承礼文化的困境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摘要: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兼具平衡公共利益追求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双重功能。然而当下自我审查模式存在审查意愿不强、审查质量不高、审查监督欠缺的逻辑悖论，无法真正防范例外规定滥用。对适用例外规定的外部审查模式探索也因可操作性不强、权责配置不清、规制实效不足难担实践重任。从现实可行性、科层逻辑性、规制实效性三维度审视，例外规定适用的审查模式完善应回归行政体系内部上下级双重审查逻辑，构建政策制定机关初步审查+适用例外规定时上一级行政机关再审查模式，以彰显例外规定运行的规范性与审慎性。

摘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是在法律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从比较法视角研究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的立法表达，不仅是补足研究视角的有意做法，也是探索通过法律路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尝试。客观剖析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的美国以及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德国在其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时的立法表达，健全立法审查机制，强化利用判决书传达价值观的意识，进行具有中国属性的权利话语表达，兼顾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不失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的一种方法。

摘要:《监察法实施条例》有效解决了监察证据体系零散、监察取证程序粗略等问题，在助力“法法衔接”上取得明显进步。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难题并未就此消弭，其在证据资格来源、“依照本法”的意旨等方面仍留有争议，故有必要对以上方面进行再分析。具言之，监察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来自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监察法》第33条第1款属于注意性规定；“依照本法”需区别对待初步核实阶段取得的证据与职务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是监察取证的基准法，但在审查判断时不能优先适用；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需增设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搭建绝对排除、裁量排除、补正不能排除的多层次排除模式。